[51]黄明涛亦指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现行宪法体制下的功能，主要在于为相关公权力机关提供政治正当性。
如在孙某诉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信息公开案([2014]西行初字第76号)中，法院认为《条例》第37条应当视为行政法规对一些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的授权，故该条所列领域的公共企事业单位都可视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检索时间为2018年6月21日。
2017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有些部门甚至违背承诺不立法。[44]在此背景下，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司法监督面临不能审和不愿审的障碍，借其实现外部约束保证法定责任也被认为缺乏现实可行性。同一时间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关键词做主题检索，结果则高达26565个。更重要的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正处在修法变革的转折点，是时候反思《条例》内嵌的二元结构以及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的特殊地位，重塑信息公开制度理想图景。
第二条进路同样不考虑行政主体的定性，而是以公共企事业单位的法人地位为依据认定被告适格。在此背景下，既有研究提出了几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案：第一，通过另立规范授予公共企事业单位在信息公开问题上的行政主体资格。[52]从维护宪法最高性的角度，合宪性审查自然应当依据宪法典来进行，但从这一点并不能推出宪法渊源就只能是宪法典。
亦即其他法与宪法发生冲突的，宪法可以废止其他法的效力，但其他法并不能废止宪法的效力。因此，宪法典的真正特点并不在于名称，而在于最高性、特殊的制定程序以及难于修改性。[107] 前引[24]，雷磊书，第171页。[100] 前引[99]，劳伦斯·却伯书，第30页。
违反宪法惯例的后果主要是舆论的指责，并产生严重的政治纷争。目前关于宪法性法律的主要争论在于它到底包含哪些法律，其范围是不明确的。
[20] Ulrich Meyer-Cording, Die Rechtsnorm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1971, S.50-52.[21] 于飞：《民法总则法源条款的缺失与补充》，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41页。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法律，比如1967年的《议会委员会法》。[21]笔者认为，第二种解释更具说服力，同时也能与第一种解释兼容，它还指出了法的渊源的实践意义。[22] 前引[18]，佩策尼克书，第297页。
宪法习惯法的要素有两个：（1）持续的实践。所谓主要理由就是指包含了宪法解释的论述。1945年，程序委员会建议那些优先的具有宪法重要性的法案应当提交全院大会，以此让每一位议员都有机会发表意见。[83]实践中，被宣布为全部违宪的法案，最终仍可能完成立法程序，故宪法委员会的决定并非在对抗、阻止国会，而是在协助国会。
[62]以上是学者的观点，代表英国官方态度的可能是法院。[67]比如英国曾在1979年对苏格兰和威尔士放权举行公投，但由于公投没有通过，从而废止了放权法。
我们审查认为，上述规定与宪法第十九条第五款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一致，已要求制定机关作出修改。第三种观点赋予政府的某个分支来最终进行宪法解释，就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Nixon 案中所说的，决定宪法含义是司法机关的义务。
这样的法律经常是基本法要求进行基本的规制以及明确指示法律来形成的，比如《政党法》《联邦选举法》《选举审查法》《军队监督委员法》《德国联邦众议院的请愿委员会法》《联邦总统选举法》《联邦宪法法院法》。此时如果不看相关法律的内容，就无法判断国家的征收征用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这些法律的内容跟宪法典一样具有根本性，包括：（1）定义或者重新定义联合王国，比如1707年的《与苏格兰联合法》、1800年的《与爱尔兰联合法》、1998年的《权力下放法》。而裁判理由之所以成立，是依靠其内容上的说服力，它保证了裁判的正确性和可接受性。即使在承认宪法惯例的英国，也不是所有的惯例都成为宪法惯例，宪法惯例是调整政党或者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从而规范政府行为的方式。雷磊教授还指出，法源与非法源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作裁判依据，后者只能作裁判理由。
[28] 前引[24]，雷磊书，第76页。（二）宪法性法律宪法性法律（constitutional statute）、宪法惯例、宪法判例是不成文宪法的三种主要形式。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是1980年2月12日由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92]这意味着该条例的制定时间早于1982年宪法，或者说，该条例是根据1978年宪法制定的。[72]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经常发挥宪法典的作用，比如在合宪性审查中充当裁判依据（在不成文宪法国家，合宪性审查实际上就是审查是否符合宪法性法律），然而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性法律更多是补充宪法典，因为宪法性法律也不能违反宪法典。
此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发挥了帮助理解《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中依照法律规定的作用。[55] Maartje de Visser, Constitutional Review in Europe: A Comaprative Analysis, Hart Publishing,2014, p.277.[56] 关于法律位阶的判断标准，参见王锴：《法律位阶判断标准的反思与运用》，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2期，第5-25页。
依据渊源中之所以存在一些不是法的文件，默勒斯教授用有限的约束力来解释，即这些文件虽然不具有普遍的法效力，但仍然具备有限的约束力。条约能够让一国宪法彻底失效或者一国宪法能够让条约彻底失效，[89]这都是无法想象的。反之，如果正式机关有异议，并且作出了正式的宪法解释，那么应当以正式机关的解释为准。因为法官不能借口法律无规定、规定不明确或者不完备而拒绝审判。
1.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以英国为例， Turpin 和 Tomkins 教授认为，英国的宪法性法律是指议会制定的调整政府系统和公权力行使的法律。2003年，劳斯法官在 Thoburn 案中指出，我们应当承认在宪法性法律和普通法律之间存在等级，宪法性法律要么是用一般的、基础的方式来规定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扩大或者缩小基本宪法权利的范围。
由于宪法典往往诞生于革命之际，制宪时间仓促导致法典化并不彻底，[49]所以，宪法规范的内容不可能都被宪法典收纳，由此才有了实质宪法的概念，[50]德国称之为国家法（Staatsrecht）。参见朱文奇、李强：《国际条约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283页。
在不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性法律是依据渊源，即合宪性审查就是要审查是否符合宪法性法律，比如英国的《人权法》。除此之外，根本性还反映在消除公共失序的法律，比如1936年和1986年的《公共秩序法》、1994年的《刑事诉讼和公共秩序法》。
（2）定义议会两院之间关系，比如1911年和1949年的《议会法》。然而，这样的理解可能导致如下的问题：（1）同义反复。从目前来看，国际条约作为对宪法典的补充，主要是对宪法典中涉及外交的规定以及基本权利或人权的规定。正因为某些法律和惯例的调整对象与宪法典相同，所以才被称为宪法性法律或宪法惯例，否则就可能是民事法律或者民事惯例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发展经常超出宪法典制定时的背景，比如现代恐怖主义的威胁已经影响了国会的宣战权以及总统作为军队总司令的角色。调整选举权和选举行为的法律，比如《人民代表法》。
[64] See Turpin and Tomkins, supra note[44], p.166.[65] Scott Stephenson, The Rise and Recognition of Constitutional Statutes, in Richard Albert and Joel I. Colón-Ríos eds., Quasi-Constitutionality and Constitutional Statutes: Forms, Functions, Applications, Routledge,2019, p.39-40.[66] See Turpin and Tomkins, supra note[44], p.167-168.[67] See Stephenson, supra note[65], p.34.[68] Ibid, p.41.[69] 宪法机关（Verfassungsorgan）是指其组织和功能具有宪法依据的国家机关，在德国包括联邦众议院、联邦参议院、联邦大会、联邦总统、联邦政府和联邦宪法法院。另一方面，宪法惯例也需要合宪性审查机关的确认。
[37]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释法指导意见》），理由渊源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至于哪些属于宪法惯例，一方面，除了要有长期的实践以及与宪法典的调整对象相同之外，还需要有宪法上的理由。
